今年夏天，所有参加比赛的工作人员都与NBA达成协议，疫苗接种必须有序完成。这包括裁判、教练、数据集，以及所有可能在球场内外与球员密切接触的人。

唐斯接种疫苗，在此之前他的家族有7人因为新冠去世，其中包括他的母亲

这份协议几乎涵盖了NBA的所有员工，但只有球员不在其中。NBA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联盟反对联盟所有的强制疫苗要求。

上赛季末，NBA宣布球员接种率为85%(现在可能超过90%)。然而，此后，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再次爆发。在短短三个月内，单日新增感染人数已从1万多人变为20多万人。

越来越多的地方都在收紧疫情控制，而在新赛季训练营即将开始的关头，勇士前锋安德鲁威金斯成为了被拿来做榜样的对象。

勇士队所在的旧金山是美国少数几个要求大型室内活动参与者接种疫苗的城市之一。威金斯坚决不愿意接种疫苗，这让勇士和NBA都非常头疼。

他们不能公开谴责威金斯。毕竟在这个一直标榜个人自由的国家，对疫苗的怀疑和排斥自古就有。当新冠肺炎疫情如火如荼时，关于疫苗的内在矛盾，在政治立场和虚假信息的双重包裹下，制造了无数社会问题，也导致抗疫工作屡屡受挫。

那为什么美国人不信任疫苗？

部分原因是历史上疫苗事故造成的。据美国疾控中心网站介绍，从20世纪50年代的库尔特疫苗事件(库尔特公司生产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因接种病毒的活性导致约200名儿童残疾，10名儿童死亡)，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猪流感疫苗项目因副作用频发而终止，再到21世纪以来Hib疫苗和HPV疫苗的召回，美国疫苗安全一直存在问题。

但是在美国有很多人不信任疫苗。去年年底在皮尤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仍有近20%的人拒绝接种疫苗，超过一半的人对是否接种疫苗犹豫不决，这在欧美发达国家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去年欧盟和英国民众对疫苗的信心为87%)。

担心副作用不能完全解释这个结果。主要原因是美国宗教历史的发展和虚假信息的传播。最重要的是对宗教教义的主观解读，一直难以摆脱政治两极分化的影响。

曾在特朗普竞选团队福音派咨询委员会任职的牧师格洛丽亚科普兰德(Gloria Copland)曾阐述过自己对疫苗的立场：“我们这里没有任何流感季节，不要听那些人的威胁，不要接种疫苗。”她在社交网络上写道。她还声称耶稣本人是流感的保护者。

而且一些少数民族宗教确实有反对现代医疗的倾向。

耶和华见证会(劝说凯瑞森退休的教派)的教义明确禁止使用“血肉”，有些人认为这种做法不可接受，不适合输血或手术。阿米什教派也反对心脏手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也拒绝用现代医学制作餐具，因为该教派提倡素食主义，禁止烟酒等毒品，一名5个月大的婴儿因严重缺乏维生素D而死亡，其父母被控过失杀人。基督教会也认为祷告可以治病，所以不需要求医。

福音派不是少数，但他们也是“硬核”，这是特朗普当年最看重的票仓之一。因此，疫情爆发时，他不断淡化病毒，建议人们不要接种疫苗。即使特朗普下台了，美国的政治版图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与此同时，很多本该站在反特朗普立场上，一直在争取平等权利的黑人也反对疫苗，但这是因为对美国制度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早在1932年，曾经臭名昭著的奴隶州阿拉巴马州就与塔斯基吉大学合作，对近400名患有梅毒的黑人男性(其中许多人是在二战期间感染的)和200多名健康黑人男性进行了长达40年的人体实验。这些人是生活贫困的底层房客。

公共卫生部门对塔斯基吉大学感兴趣。

一些黑人医务工作者都隐瞒了信息，在实验中想方设法阻止他们接受治疗，以跟踪疾病的自然演变过程——哪怕后来梅毒的有效治疗手段已被发现。一直到1972年，一位吹哨人才向媒体揭露了实验内幕，才引发了关于实验道德性的讨论。等到研究结束时，只有74人尚且在世；一直到90年代，总统克林顿才做出了正式道歉，并在白宫举行了纪念会，当时实验生还者仅有8人在世。

这一事件极大破坏了黑人群体对美国公共医疗系统的信任，他们不再相信大医院和药厂，更不会相信疫苗。

因为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美国一直到现在才开始实施较为严格的疫苗接种要求，但一刀切强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即便是最强硬的旧金山和纽约，仍然留有余地，那就是医疗和宗教豁免。

特殊医疗情况是客观的，因此争议很少。但宗教信仰就不同了，这也成为了卫生部门的一大痛点，据称旧金山和加州政府都收到了大量宗教豁免申请，但在公权干涉个人生活不成惯例的情况下，如何监管和审查就成了大问题。

许多人不愿接种疫苗的原因不一定是宗教信仰，但宗教豁免就这样成了一个口袋，各种各样的不信任都能往里装。

在社交网络群组，甚至有人总结了申请宗教豁免的攻略，比如“不要在申请表里提及新冠、副作用或科学数据等词汇”，免得被审查人员认为是故意撒谎规避。

旧金山卫生部门给出的宗教豁免申请规则非常繁琐，申请者需要提供许多个人信息和审查材料，其中就包括宗教领袖出具的证明书。

这导致一些人迅速抓住了商机：一些地区教会牧师公开打广告，为民众迅速开具宗教豁免证明，得克萨斯州一位福音派信徒还要求任何来开证明的人捐款25美元，赤裸裸索要好处费。

其实，美国的所有主流宗教都不反对新冠疫苗，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声明表示，辉瑞和莫德纳疫苗在开发或生产阶段都没有使用流产胎儿组织的细胞系，因此注射并不违背反堕胎立场，“在没有其他选择且对健康有严重风险的情况下，接受疫苗接种在道德上是允许的。”（但他们后来质疑了强生疫苗的道德性。）

美国穆斯林法学家大会称放任疫情蔓延是不可接受的，辉瑞和莫德纳疫苗中的脂肪与猪肉无关，可以接种。（作为体育界知名穆斯林代表人物，贾巴尔是最早帮助NBA推广疫苗的名宿之一。）

佛教没有禁止疫苗的明确教义，而在美国的一些领袖也公开分享了自己接种疫苗的过程。甚至连基督科学教会也宣称，尊重卫生当局的法律法规，包括接种疫苗的法律。

也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后果过于严重，宗教机构才愿意做出“不反对也不支持”的澄清。但这种模糊措辞仍给了信徒极大空间，不反对也不支持的表态总会被解读为“默认反对”。

勇士所在的加州一向最支持民主党议程，早在2015年就废除了儿童疫苗接种的非医疗情况豁免，在新冠疫苗的接种上也走在美国前列。

加州本地当然也有一些教会反对强制疫苗政策，积极为民众开具豁免证明。很多时候人们反对疫苗的理由堪称幼稚，萨克拉门托命运基督教堂的牧师格雷格-费尔灵顿就在布道时告诉信众：“没有人能以失业为威胁，强制要求你必须接种疫苗。在美国，这么做是不对的。”

在这种形势下，政府要想明确豁免的界限，威金斯等于往枪口上撞的绝佳案例。

他的工作性质跟医务工作者、教师和警察这些一线工作者不一样，他不是“必要工作者”，却要参与大型室内活动，与许多人进行近距离身体接触，若是给他开了豁免先例，旧金山的疫苗强制令恐怕将会流于表面。

因此，在NBA宣布调查结果的同一天，旧金山卫生部门也进行了明确表态，称不管威金斯有没有医疗或宗教豁免，他只要不打疫苗，当局就不会让他进主场球馆。

相信NBA也是因为先摸清了当地政府的这种态度，才宣布拒绝申请。但凡有活络的余地，他们当然愿意给勇士开方便之门。

而在近段时间，地处加州和纽约的球队也都轮番表态，尼克斯称他们已经全员接种，湖人和篮网高管也都暗示等到训练营开始，所有球员都能正常参与。（据称欧文是另一个疫苗拒绝者，但他大概率还没有提出豁免申请。）

勇士已经别无选择，如果无法说服威金斯打疫苗，只得任由他缺席主场比赛，要么少给他开一半工资，要么尽快把他交易到没有疫苗强制令的地方。

出于对隐私的保护，NBA当然不会公开威金斯的信仰内容到底是什么。而他的职业生涯方向，可能就因为这一个决定而再次改变。

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只能说，这么多年了，他的“shot selection”到底还是没长进多少。